贵州大山里的孩子们成绩从9.5分涨到47,竟然是因为他们?

光照镇新益小学的孩子为“传梦”团队唱响的歌是那首《隐形的翅膀》:“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,带我飞,给我希望……”微雨中,每个孩子都睁着一双星星般闪烁的眼睛,卖力地跳着自己民族的拿手舞蹈——我知道,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,留住资教工程的老师。

体验官 | 陈娟

传播学博士,华南理工大学教授、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

体验项目 | 传梦公益基金资教工程

体验时间 | 2018年12月11日-14日

当成都七中网校的那块“屏幕”在朋友圈大肆刷屏的时候,我们一行由各种人等组成的“传梦”公益体验团队,正颠簸在贵州的山路上,从晴隆县城去光照镇新益小学。

阴冷而潮湿的空气从面包车的窗缝中灌入,轮胎打滑带来的漂移感极其强烈,时而出现在大小屏幕上的几张脸也没有了平时的嘻哈。山路在冬雨中的感觉让人担忧,虽然“传梦”的执行秘书长黄晨乐一再强调,去兰蛇坡教学点的山路比这个要艰难四倍,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已经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了。

出生在长三角平原的我,大约花了五分钟时间去琢磨这个四倍究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,为什么不是三倍也不是五倍?随后,车身的一个剧烈抖动让我继续提着心脏赶路,不留神听到了身后某个前魔方世界冠军哑着嗓子问,“什么时候才能到啊?”

乡村娃娃们:“什么是校园霸凌?”

与丁磊认知中的那块“屏幕”可以“实现”教育平权相比,我们的资教工程的确更像是在“传梦”。对于传梦基金会而言,资教工程所带来的,除了让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更开朗、走步更自信之外,我们似乎找不到什么自我激励的指标。

在云南腾冲的某个乡小学六年级听了半节英语课后,被我以旅游的名义从广州忽悠来体验山区孩子教育的一年级小朋友,带着一脸嫌弃离开了课室:“他们的发音一点都不准!我们外教也不是这样上课的!”

然而,当新华乡龙洒完全小学美术兴趣班的孩子踩着摇滚的节奏,穿着用报纸、床单、窗帘(纱)、桌布甚至塑料袋制作的时装,扛着拖把在教室外面的过道拉开了一场盛大的时装秀时,我知道,所有的这些缺陷,孩子们都不会在乎。Chinglish的发音、没有考过级的演奏、涂鸦的本子、不标准的足球场地……对孩子们来说,都是童年的七彩梦想。

由于财政紧张,腾冲县新华乡虽然有149名公办教师名额,但实际只有129名教师在编。在资教工程进入前,除了中心小学,新华乡其他的小学只有语文和数学课,基本模式就是一个老师承包一个班,俗称“全科老师”,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。即便有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、英语等专业老师进到各个学校,也会在短缺教师的情形下改上语文和数学课。对于幼龄和低龄的孩子来说,这种上课模式极其枯燥,不仅很难培育他们对学习的热情,也难以建立起孩子们对学习和未来生活的积极态度,毋论个性培养和全面发展。

影响这些孩子未来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“陪伴”。当城市中产阶级的父母从“素质教育”转向“陪伴教育”的时候,大量农村留守儿童却因为城市生活、教育成本及学位问题,不得不面对父母不在身边的现实。

而即便是父母不外出打工的孩子,也有相当一部分因路途遥远而不得不早早住校。蒲川乡户弄完小142名学生,130人住校;新华乡龙洒完小141名学生,79人住校(据龙洒的董校长介绍,待新宿舍完工后,住校学生会更多)。

父母陪伴的匮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校园霸凌,2016年,北京歌路营联合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等机构发布《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》,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在心理、人际关系、学业发展等方面的表现令人忧虑,36.3%的留守儿童表示自己在学校里每月至少被欺负2~3次。

然而,这些乡村的孩子们,恐怕连“霸凌”这个词都没有听过。

被闲置的电子琴:“没有老师会用"

被抽空的中国乡村,与“教育平权”的距离不是一丁点儿。从腾冲到晴隆,几乎所有的小学都比附近的民居漂亮、干净,提供的食宿虽然普通但也足以保证孩子们的营养、卫生。然而,诸多县教育局统一配送的教具如架子鼓、电子琴、笔记本电脑等,却大多在学校仓库里安安静静地躺着,有人参观或到访的时候会拿出来摆放一下。

“要么是没有老师会用,要么是没有精力来用。”探访“寻梦”工程的沿途,我们去了一家普通的乡村学校浦川乡曼朵完全小学,校长杨成刚表示了自己的无奈,并在我们离开后发来微信,殷切询问如何才能成为“传梦”的项目学校。

对于只有8个老师(包括了一名校长一名教导主任)又要完成六个年级教学任务的曼朵学校来说,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“教育平权”,而是想着如何把每天的课填完——老师生病或实在想休息的时候,就是孩子们上自习。

在贵州晴隆县的碧痕下者汆教学点,我们看到从深圳发来的大批儿童书籍,崭新地躺在漂亮的书架上,墙角还有大量包裹尚未拆开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“资教工程”带给孩子的意义远非早期支教工程所传递的“知识”学习,也不是传统公益项目给予的直接物质支持。项目教师在各小学展开的英语、美术、体育、音乐及女童保护课程、周末的留守儿童陪伴活动,带给孩子们更多的是关于一个完整的“人”的成长叙事。这些课程的展开,让孩子们知道,自己可以在老师面前哭泣、诉说、争论、沟通……

所以,光照镇新益小学的孩子为“传梦”团队唱响的歌是那首《隐形的翅膀》:“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,带我飞,给我希望……”微雨中,每个孩子都睁着一双星星般闪烁的眼睛,卖力地跳着自己民族的拿手舞蹈——我知道,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,留住资教工程的老师。

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,但我已飞过。

至少为孩子们保留一扇窗

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对教育的需求。光照镇规模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阿云15岁,前年,她的父亲酗酒生病去世,家里剩下了一个瘫痪在床的奶奶、一个每天清晨六点多出门晚上八点多回家做零工养活一家人的妈妈,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三岁的弟弟。作为这个家庭里最年长的姐姐,背负着与自己年龄完全不相关的沉重,她开始明白自己的命运已被死死地钉在了贫困而多子的家庭之中。

在“传梦”公益体验团队去到她家时,阿云怯生生地把创始人孔维拉到了一边,抱着阿姨哀哀地哭泣。

孔维当然无法改写阿云的命运,再爱这些孩子,她也无法置换他们的家庭、出生、成长;阿云也知道没有人可以改变她的处境,但她至少可以找到一个让她哭泣的肩膀,和一种对善良的认知。

如今,孔维和她的“传梦”能做的,就是给这些孩子插上一双隐形的翅膀,如果教育改变命运的大门被关上,至少还能为他们保留一扇窗户,记得天空的色彩,记得他们也有过和城里的孩子一样的童真。

探访“传梦”项目学校前,作为教育工作者,我更多地预设的是,这个公益项目能给孩子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,包括人生观的改变、成绩的进步、升学率的上升等这些质的飞跃。

这些变化,当然并已经出现在了这些项目工程学校的孩子们身上,如资教工程正式进入兰蛇坡小学后,孩子们的总平均分从9.5分增长到了47.09分,考试及格率从0增长到了53%,语文最高分从30分变成了83分……

但我也知道,这些改变,远未强大到足以重写这批孩子的人生轨迹。一个残忍的现实就是:他们中的大多数,可能在完成初中教育后就要进入社会,成为没有什么特别技能的初级劳动者,少数人可以进入一所普通高中,零星的人才能考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。对这些孩子们来说,一间普通的985或211高校,都不啻是一生都难以翻越的高峰。

那么,“传梦”能带来什么?

晴隆大田乡兰蛇坡教学点始建于1963年,距县城51公里,属苗族村寨,地处偏僻高寒地带,海拔高度1760千米。全村总人口1000多人,适龄儿童学生人数200多人,却仅有公办教师1人、特岗教师1人,教学点远远无法满足孩子们的基本教学需求。

“传梦”的3名项目教师入驻后,教学点的招生规模扩大到了87人,共开设三个年级四个班。在那里,我们看到了8岁的留守儿童李小丽的画作《回家》。在指印画课堂上,小丽快速学会了利用手指头按压出各种不同的图形,并在图形上用简单的线条添加成画。她常常提起她的父母,在她心里,爸爸妈妈“回家”成了她最幸福的事。

碧痕镇下者氽教学点创建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,学校服务覆盖晴隆县碧痕镇下者氽村四个村民组1000余人,由做了二十多年民办教师才转为公办的杨文甫老师一人创办。教学点现有公办教师1人,资教教师3人,开设二级三班(含学前班),39名学生由苗族、彝族、黎族等构成。

我们去的那个下午,学前教育的资教教师杨剑正在和孩子们一起,学习安全知识——“手被烫伤后怎么处理”。

被善待过,方知这世界的美好。

飞过,我就会记住自由的姿势。

这是我体验“传梦”这两堂课后想到的两句话。

运营 | 袁媛 刘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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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 | 刘静

出品 | 腾讯公益 腾讯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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