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线史诗 铸就攀枝花英雄之城

凝视展板,双鬓斑白的老者许久不肯挪动,站了半小时有余。

这里是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。老者面前,6组照片,装着攀枝花的50年——1965年到2015年,每隔10年一次定格,记录金沙江畔的这片土地,从荒芜萧索到高楼林立。半个世纪的跨越,仿佛眨眼之间。

“1965年这张,算不得最初的样子。”老者对博物馆讲解员朱珠说,回忆的匣子打开,他的眼角隐隐抽动,“1964年我们到这里时啊,只有荒草,盖过人头顶的荒草。”

2015年开馆以来,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从来不缺像老者这样的访客。他们默默到来,静静打量,一旦开口,就会暴露“三线人”的身份。

“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经历,一样的情感。”作为博物馆首批上岗的讲解员,朱珠见过太多“三线人”,然而每个人的讲述,都像崭新的故事,总能吸引她。

每次讲到这些,朱珠就像穿越到了1964年。那一年,三线建设的号角吹响,攀枝花的历史落笔书写,掷地有声。

历史的根

时间的指针拨回1964年5月,本是寂静荒芜的山区,突然间沸腾起来。数以万计的年轻人、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,来到四川南端的川滇交界。在此之前,这处“地无一里平”的山地,从未引起世人的关注。

彼时,国际局势暗流涌动,党中央和毛泽东把全国由沿海、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,划分为三类地区,分别称为一线、二线、三线。长城以南、广东韶关以北、京广铁路以西、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,划归为“三线”,其中,川、贵、云和西北的陕、甘、宁、青称为"大三线"。

自1964年起,“三线”地区覆盖的13个省、自治区,以战备为核心,正式启动大规模国防、科技、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,亦称“三线建设”。

矿产资源富集的攀枝花,成为“三线建设”的主战场之一,肩负起国家使命,扬帆起航。1965年2月5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正式批复,同意成立攀枝花特区。

锣鼓喧嚣中,滚滚车轮卷起漫天尘土。开进攀枝花的第一辆卡车上,坐着赵忠玉。然而,初次见面,这个地方似乎并没有对赵忠玉干事创业的雄心报以友好回应,目之所及的萧瑟让他意识到,生产还有些遥远,生存才是当务之急。

原本只有“七户人家一棵树”的不毛之地,一夜间多了成千上万张嘴,三线建设者堪称荒野求生。彼时的赵忠玉还无法想到,自己会在这样的困苦中,成长为日后的“西南钢王”,掌舵攀钢十余年。

陈列在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中的一张“床”,还原了当时生活的一个切面。手臂粗细的圆木并排搭建,1米见宽,不足2米长。当年一句顺口溜,道明了内在玄机:“白天杠杠压,晚上压杠杠”。

住席棚子,喝黄泥巴水,“汗洗脸、风梳头”,随便捻一把回忆,都可以是苦涩的。可是,“三线人”记得更深刻的,是朝着攀枝花义无反顾奔来的信念。

早期建设者之一、攀枝花原市委书记秦万祥,从未忘记50多年前请战书上的决心:“亲爱的党啊,请你相信我吧,让我到大西南去,滚一身泥巴,炼一颗红心。”他说,第一天批准同意,第二天准备行囊,第三天就上路了。

“攀枝花搞不起来,我睡不着觉。”1964年6月6日,毛泽东主席发出感慨,风趣的言语中,藏着焦虑,“你们不搞攀枝花,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,没有钱,拿我的稿费去搞。”

“备战备荒为人民,好人好马上三线”……在那个历史瞬间,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有志之士的脚步,等待建设的攀枝花,吸引人们前仆后继。

英雄的魂

主动请缨赴攀枝花时,时任云南省煤管局副局长的亓伟,打出了实力和情感两张牌,“新区建设主要是抓基建,我业务熟,去了对工作有利;我已年过半百,精力旺盛的时候不多了,希望组织让我多为党和人民做点贡献。”

组织同意他“先去看一看”,结果爬上攀枝花宝鼎山后,亓伟当即断了回头路,而后在笔记本上写下“活着建设宝鼎山,死了埋在宝鼎山”的誓言。

1965年春,亓伟上任攀枝花煤炭指挥部党委书记,投身开发宝鼎矿区的战斗。带领几千职工,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、艰苦的生活条件、简陋的生产设备,确保攀枝花出煤、出铁、出钢。

回忆那些年,曾和亓伟共事的“三线人”描绘,亓伟像驰骋沙场的将军,舍身忘我,用28天时间让小宝鼎矿恢复生产,用38天打通太平煤矿主副井,用75天建成龙洞矿。

“随时想着职工,每天都去食堂查看伙食,看大家吃得好不好”“下乡时,不许身边的人穿白衬衣、亮皮鞋,说这样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”“坚决不给自己开小灶,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,都要批评”“自己像个朴实的农民”….老同事高文忠几度哽咽,“他就是真真正正,为攀枝花建设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人呐。”

1971年5月,亓伟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,回昆明治病,那是他到宝鼎矿区后,第一次回家探亲。女儿亓鲁光记得,父亲离开的时候挺胖,个子也高,但从攀枝花回来时,却变了模样,“变得非常瘦,背也有点驼了,走路已经很慢。”

在昆明手术后,亓伟把妻儿带到了攀枝花,他的目的明确,“让子孙后代扎根宝鼎,建设攀枝花”。1972年3月26日,亓伟走了,他被如愿葬在宝鼎山之巅,日日夜夜守望这座城市。

如果说,是耳畔时常想起的革命歌曲,随处可见的社会主义建设标语,为攀枝花早期的建设者注入了无尽的激情。那么,三线文化孕育的英雄精神,则是薪火相传的内生动力。对此,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轨梁厂首席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陶功明深以为然。

1992年从重庆大学毕业时,陶功明站上了人生的十字路口,要不要到攀钢就业难住了他,“之前没听说过攀枝花,有同学劝我千万别来,说条件很差。”拿不定主意的陶功明甚至给时任攀钢集团董事长赵忠玉写了封信,赵忠玉回复,欢迎他亲自来体会。

最终,陶功明还是选择去。在攀钢27年,他的执着钻研,换来钢轨研造领域的斐然成绩。2010年,陶功明开发的钢轨规格自动补偿技术,使攀钢万能生产线的高速钢轨通长尺寸波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,对推动中国乃至世界钢轨生产前沿技术的不断发展有着重大意义。

目前,陶功明已经取得发明专利授权15项,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近40项,斩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等荣誉。“可以说是这里的精神影响了我,‘艰苦奋斗,永攀高峰’,是攀钢精神,也是一种‘三线’精神。”

使命的延续

“这种精神,来自时代,发自内心。”作为一名“攀三代”,朱珠在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担任讲解员数年后,越发明白“三线人”无法割舍的情愫、“三线精神”荡气回肠的力量。

从新加坡远道而来的华裔工程师罗庚,在踏进博物馆的前一刻,依然满腹抗拒,他背负着母亲的期许而来——数十年前,罗庚的父母曾在攀枝花参与“三线建设”,自小长在国外的罗庚,并没来过这里。

“她总是跟我念叨攀枝花,无数次讲起以前的故事。”罗庚告诉朱珠,母亲深深怀念的过往,并没引起自己的共鸣,反倒让他不解,“那么破烂艰苦的地方,有什么可思念的呢?”

然而,罗庚很快就博物馆里找到了答案。原本1个小时的参观讲解,他愣是揪着朱珠讲了3个多小时。不断问各种问题,对所有照片、物件、模型,都充满兴趣。临走时,罗庚还说,他觉得,有必要在攀枝花买一套房,每年都回来住一段时间。

朱珠讲了自己与这座博物馆的故事。2014年,还在建设中的博物馆招聘讲解员,已在电视台上班的朱珠第一个报名,顺利被录取。

为什么放弃电视台工作,去当一名讲解员?朱珠说,大学时参加一次课余比赛,内容是讲解家乡攀枝花,台上的内容她都淡忘了,可台下发生的一幕,却终身难忘。“一个绵阳的同学听我讲攀枝花,转身问,攀枝花是哪里的?”朱珠第一次尝到,家乡不被人所知时,心情的落寞与惆怅。

“从那以后,我就暗暗想,要让更多人认识攀枝花。”选择博物馆,是朱珠从别处学到的观点,“要想了解一座城市,必须去它的博物馆,那是城市的缩影。”

终日往返于博物馆的小小天地间,朱珠看到的,却是浩瀚世界。有参观者向她补充故事,也有参观者寻求更细致的了解,尤其是历史与现实的关联,通过自己串起来时,朱珠感到无比的满足与幸福。

时光再回到50年前,尚不能在地图上找到的攀枝花,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,已经建设成为川西南、滇西北区域中心城市,以及四川南向开放的门户。肩负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的“国家使命”,攀枝花已踏上新的征程。

“攀二代”蒲勇,在新时代背景下找到使命的新方向,“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是建设数字矿山、绿色矿山、和谐矿山。”

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馆长莫兴伟从数据中,察觉到英雄之城的传承:自2015年12月开馆以来,到目前已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30万人次。

岁月更迭,改变了容颜,他乡成故乡,沧海变桑田,然而不变的,是攀枝花人的信念。“攀枝花人是自豪的,”莫兴伟觉得,这份自豪不仅源于燃烧了青春的先辈,更是源于对英雄精神的坚守与传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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